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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的幽灵(2015年8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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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土匪袭击延安,经由罗素先生调停,说动他们撤退,条件是送给他们一定数量的步枪和城里民团的弹药。民团被说服了,少数人投票反对,大叫着说:‘与其交出我们的武器,不如我们自己也做土匪!’然后马上就逃进了深山老林。”这些传教士在非常时期,成为几方力量都能接受的斡旋人。

      

      

       由于在西安美术馆的工作,我和同伴们每天在“大唐不夜城”出没。作为重点建设的旅游景区,这里通宵华灯如昼,一位艺术家曾戏称这里为“大唐灯具城”。

       我的同伴们是来自广州、重庆和上海的年轻艺术家,聚集到西安进行一项名叫“副馆长计划”的集体创作实践,在西安美术馆的驻留时期以内,他们获得临时的副馆长级别的项目决策与执行权,这是一次美术馆体制的开放行为,也是艺术家当代实践方式的一个样本。我作为项目的客人,受邀来此参与关于波兰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的诗剧《先人祭》的朗读活动。

       有必要在此介绍《先人祭》,它是亚当·密茨凯维奇——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介绍了他,然后,又在以后长时间中被遗忘——最重要的诗体作品。诗剧关于一次失败的青年运动,以及曾经在一个时期内丧失了主权的波兰历史。亚当·密茨凯维奇在诗剧的开端援引《哈姆雷特》的诗句:“霍拉旭,天地间有许多事,是你们的哲学未曾梦见的。”这意味着,这部诗剧也关于作为继承者的青年人在一个历史时刻的精神状态、行为与决断。

       《先人祭》出现在西安具有某种奇特的契合性。朗读活动的发起人冯俊华和参与朗读的艺术家们都不同程度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亚当·密茨凯维奇不是惟一出现在西安的西方诗人,我们还可以提到曾在此进行考古活动的谢阁兰,后者拍摄了数量众多的西安照片,这些外来诗人事实上参与构建了现代中文诗的传统。

       历史往往以令人意外而又意味深长的方式交叉,1938年4月5日,W·H·奥登与依修伍德到达西安,想在这里继续进行关于抗战的采访工作。之前,他们自汉口出发后一路颠沛,把沿途地点都命名为《荒凉山庄》中的地名。到达西安后,依修伍德在日记中写到:“西安的招待所是世界上最为奇怪的宾馆之一。张学良异想天开地建成了它。”在这次旅行中,战争使达官贵人纷纷撤离,于是,一路上奥登一行的停靠点都是英国传教士的教堂。其中一位传教士罗素,“对土匪的战术、原则和独特之处了如指掌。有一次土匪袭击延安,经由罗素先生调停,说动他们撤退,条件是送给他们一定数量的步枪和城里民团的弹药。民团被说服了,少数人投票反对,大叫着说:‘与其交出我们的武器,不如我们自己也做土匪!’然后马上就逃进了深山老林。”这些传教士在非常时期,成为几方力量都能接受的斡旋人。在这本旅行日记中,依修伍德敏感地捕捉到了“西安事变”之前,局势造就的西安生活气氛,使我们在今天从另一个层面,得到另一种理解历史的入口。

       张学良,这个谜一般的人,其生平是一个典型的反哈姆雷特故事。不过,毕竟不适合在本文进行一番历史人物的重新评述,尽管这种再描述与我们怎样重新理解现代史有关。我仍然想继续介绍这次西安之行中,我的同伴们——也即参与“副馆长计划”的青年艺术家们的工作。

       参与者之一,广州的写作者黄丹怡对我说,她感到西安是一个隐藏着一种危险感的城市,“城市外布满敌意的废墟”,这一描述使我想起依修伍德写在旅行日记中的感受——“若郑州意味着种种疾病,西安则意味着谋杀”。黄丹怡是“副馆长计划”邀请的惟一一个驻留写作者,被“副馆长计划”置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而这个城市积累着沉重如那些巨大皇陵的历史的幽灵,这一切使她几近失语。一天,在西安的街道上她录下了一个摆地摊卖铅笔的年轻人懒洋洋的吆喝,年轻人称他的铅笔是一支从他的爷爷传到他,也没有写完的铅笔。这支阴郁、老迈而仿佛无休无止的铅笔,仿佛是写作的一种象征。不过,黄丹怡放弃了这个素材。她在另一个参与艺术家黄淞浩的项目《朱小福》中找到了写作契机,这也是一个与皇帝有关的故事

       朱小福生于1940年代末,那年淮海战役结束,他的父亲作为“黄维兵团”的将领,在黄维被俘后临时接任前线指挥工作,还未到朱小福记事的年龄,他的父母便阵亡了。之后,他被常香玉收养,因为逆反调皮,20岁前他又换过15个家庭,其中包括7家回民,8家汉民,他也跟着戏团生活过。不知从什么时候,他开始自称是朱元璋后人。他身着戏台上的龙袍,手持一柄象征皇权的权杖,开始他的全国旅行,他称之为“巡视”,迄今已周游了全国六次,这恰好也是秦始皇和乾隆出巡的次数。黄淞浩希望,他对朱小福的口述史拍摄“不构成消费与猎奇”。朱小福的自我认知复杂并异于常人,他是个孤儿,因此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的身份确认,他的自我认知形成于他人的观看。

       目前,这位“陛下”流落在西安。当我们在剧场排练《先人祭》时,他会正襟危坐,在观众席中观看。我注意到他的表情严肃而坦然,他一直保持严肃的坐姿,这使他的冕冠前后的珠串居然很少摇动。不过,我们精心准备的朗读表演并没有多少观众,这倒也符合这部仪式剧的精神——我们仿佛是在为鬼魂表演。

       在诗剧的第三部第五场,密茨凯维奇提到未来力量将由此实现的“三个首都”。这是一段神秘的预言性的诗句,具有开放性而又令人费解。我想起我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三个首都,北京、南京和西安。有的我生活过20年,有的是数次短暂居留。在南京的一个夜晚,我跟随一个朋友登上一座山岭,进入一座方塔,由于一路聊天,我没有注意进入的地点的名字。我把手随意倚靠在一座石碑上,和朋友继续说话。朋友提醒我,我懒洋洋靠着的这座石碑里保存着玄奘的头骨。

       我像触电般离开这座石碑,心里感到愧责。我非常尊敬这位伟大的旅行家和学者,一个坚毅无畏的前人,他并不是《西游记》里那个懦弱昏聩并有时虚伪的人。在西安,从我们每天工作的西安美术馆天台上,可以望见大雁塔,也可以望见终南山。大雁塔是玄奘的象征,也是一次艰辛、漫长而伟大的旅途的象征,而终南山意味着一条古老的捷径。在缓慢与捷径之间,是这座历史力量来来往往的城市。黄淞浩离开西安的前一天,我见到背着摄影器材包的他,与身着黄袍的朱小福再次出现在美术馆门口道别,这番情形奇怪地使我想起年轻的玄奘辞别李世民。而美术馆门前,正是巍峨的李世民塑像,背对着大雁塔,面对终南山的方向,因为他是帝王,所以在方位上需要面南背北。我们每天看着这座雕像和它背后的天空,以致冯俊华套用普希金在《青铜骑士》里的诗句戏言:“我爱你,李世民的大城”。

       十月,我和同伴们还会聚集在西安,进行一系列的展览和戏剧工作,我与同伴们约好,到时一起去看黄丹怡所说的那些城市外的“敌意的废墟”,那些金字塔般的巨大陵墓和阿房宫的古老地基,但那已经不是谢阁兰曾经看到过的大地。

       回到W·H·奥登。在这次中国内陆的旅行之后,他在长诗《诗解释》中写到:

       “夜幕降临在中国;巨大的弓形的阴影

       移过了陆地和海洋,改变着生活,

       西藏已经沉寂,拥挤的印度冷静下来了”

       这首长诗,经由查良铮的翻译已经成为现代汉语写作传统的一部分。但是,奥登对中国的人道主义看法,同他对西班牙的人道主义看法可以互换(这一作风曾引起奥威尔不满),意味着一种他本人或许并不屑于改善的距离。但是,大摇大摆的英伦人精依然是关于中国抗战最出色的诗体概括者。在从香港开始,登陆中国时,衣修伍德与奥登不断面对中国人对于抗战的一种普遍心态:等待。等待战争停止,而且等待者们认为,中国人民可以仍受更多的消耗,忍受到战争停止,以后一切回归原状。

       批评家汉弗瑞•卡彭特在评述奥登与衣修伍德的中国之旅时说:“在奥登诗中,历史被看作到达‘好地方’的一种失败。组诗的第二部分涉及的中国战争,被指出是人类的这种普遍性失败的结果;就像奥登在该组诗所附的‘代替注释的长诗’(Commentary,即《诗解释》)中所言明的那样,它不过是‘一场所有的……都深深蕴含其中的斗争的地方性变种’。”

       奥登说,“也许他们不知道发生的这一切的意义”。抗战的结束,意味着中国人继续可以回到一种停止状态,而抗战本来是一次产生新事物的机会。在长诗《诗解释》中,奥登试图询问:什么是抗战以后的中国人的可能性,什么是他们的明天。尽管他已经非常礼貌地用一种近似通用的人道主义修辞作为掩饰,委婉地提出了这一尖刻的问题。“你们经历了如此重要的事件,为什么没有你们的诗人把它写成诗?”回到汉口后,在一起宴会上他这样询问中国的文人们,这个问题引起现场的尴尬和沉默。他保持着礼貌,没有进一步去问:“何为中国人”。

       今天,我们面对的问题将不是对短期事件的猜测可以理解。一些非常重要的精神事件会到来。一些传统问题会再次,带着新的历史力量,带着前夜的不安,回到我们面前,在没有认出它之前,它表现为一张张我们身边同时代人的面孔,直到这个愈益增强的现场的张力,迫使我们不得不叫出它的名字。而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人所认同的价值往往并不与他同在,因为人不论在意愿还是现实中始终是孤独的。接受这一真实,也许会帮助我们更坚强地面对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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