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家杂志

艾瑞克•纽比:努尔斯坦之旅(2015年8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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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瑞克•纽比(Eric Newby1919~2006):英国著名旅行作家,以言辞幽默著称,以“傻瓜游世界”的方式,带领读者看遍花花世界。再辛苦的旅程,在他的笔下都看起来欢乐无比,不咬文嚼字也不故作高深,代表作包括《走过兴都库什山》《搭上红色列车》等。

      “一路走下山来,我只觉得心中舒畅极了。我感觉,今后不会有任何事情值得我们忧虑了。”

      

      

      

       早在大半个世纪前,艾瑞克·纽比就是辞职去旅行的十足的践行者。然而,过于频繁地换工作,一方面可视为他对按部就班的生活的厌倦,另一方面似乎也表露出他性格上的不耐烦、缺乏自制力、耽于享乐等等——这些特性在他的游记里清晰可见。

       正因如此,对艾瑞克•纽比而言,伟大的旅行就像撞大运。有时,他的这些特性在旅行中被放大了,整趟旅程要么浮皮潦草,要么插科打诨,看起来就像一名花哨的时尚界推销员在四处卖弄自己的俏皮。但在另一些时刻,旅行的严肃、艰难以及粗粝奇迹般地修正了他,让他得以发现并使用一个新的自我:踏实、坚韧和果敢——1956年的努尔斯坦之旅正是如此,真正打动我们的不是那些令人捧腹的俏皮话,而是人在旅途中被重新锻造的可能性。

启程:两人探险队组成!

      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一名叫修•卡勒斯的外交官一直给艾瑞克•纽比写信。信中全是他在喀布尔使馆供职期间进入阿富汗内陆地区旅行的一些见闻,其中出现最多的地名是努尔斯坦。努尔斯坦僻远神秘,四周高山林立,鲜有欧洲人涉足,显然修·卡勒斯对这个地方倾心不已。

      当时,37岁的纽比正在从事时装采办的工作,虽然雇主非常有钱,而且只要愿意,员工可以任意搭铁路旅行,但纽比还是厌倦了这份工作。他去信询问修·卡勒斯是否愿意一起去努尔斯坦旅行。在收到写着“当然”的短信后,纽比立马辞职拍屁股走人。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两人的来往信件像雪片一样在美洲和英国之间纷纷扬扬,他们热烈地讨论日期、行程、路线、装备、资金赞助等诸多细节,相互分享着对即将到来的旅行的兴奋和冲动。“此行,咱们可以攀登努尔斯坦的三座山峰,这肯定会成为轰动一时的第二级的登山成就。”一时兴起的念头似乎显得越来越具象了。

      可事实上,在此之前,纽比对努尔斯坦几乎一无所知,只在阅读修·卡勒斯的信件时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封闭、贫穷、艰险。可当这些词还只是停留在概念上时,它们引起的往往不是畏惧,反而成了某种罗曼蒂克的代表,并引得纽比的妻子万妲也跃跃欲试,非要加入其中。

      修·卡勒斯确实需要同伴,但显然不是一个一心好奇的女人。在给纽比的信中,他写了一则类似招聘广告式的同伴要求:“我心目中的理想人选,不但必须具备登山经验和领导能力,而且必须具备我们俩人所缺乏的才艺和气质……他可能是一个威尔士旷工,或一位生物学家,也可能是一位年轻的苏格兰医生。总之,他必须具备跟我们不同的背景和出身。他必须把另一种观点带进我们的登山队。”

      启程日期将近,修·卡勒斯赶到英国和纽比汇合。结果发现,两人买了一大堆登山装备,却都没有任何登山经验,而他们所期望的那个有经验的第三名队员也迟迟没有出现。然而想法上的轻率并不阻碍他们行动。跑到附近的登山区,找熟练的登山者临时学习了几天登山技巧之后,这支两人探险队就怀揣着一本登山指南出发了。

停顿:来自“东方”的恐吓

      在南斯拉夫边界,被海关人员剥光衣服搜身;在巴尔干半岛,遭遇暴风雨,冰雹像鸽蛋那么大;在经历了洪水、山崩、蚊虫,以及各种大大小小的灾祸之后,修·卡勒斯和纽比夫妇分别抵达了伊斯坦布尔。

      “这座城市一到晚上到处都是坏男人和坏女孩”是纽比夫妇在伊斯坦布尔得到的第一个告诫。之后,他们在一声唿哨声中,被介绍坐上一辆出租车前往“明星大旅社”,一个号称很干净、便宜又高级的住处。结果,被堵在黑暗狭窄的楼道上,纽比看到的是黑乎乎像毒贩巢穴一样的房间,旅社主人举止粗鲁、恶声恶气。

      在来回兜转的路上,各种汽车像失控一样横冲直撞,纽比怀着隐忧问司机:“路上可曾有人被车撞死?”“多,很多,每天都有。”“死了多少人?”“两百万。”在司机“伊斯坦布尔一级棒、计程车一级棒”的安慰声中,纽比夫妇被这样的“东方”吓坏了:“从没有一座城市像伊斯坦布尔那样让我难过。”

      之后好几天,倦怠的纽比夫妇躲在琵拉皇宫大饭店里不愿继续往下走。与此相比,修·卡勒斯总是装束整齐、精力充沛,每天定时地来敲他们的房门,催促他们继续上路。因为经受不住反复叨扰,纽比夫妇这才打起精神赶往下一站——德黑兰。

      驱车在没有标识的路上,只能依靠大致的方向感。没多久,在左拐右拐弯弯绕绕的反复中他们迷路了。在经由土耳其进入伊朗的边境处不远,他们一路疾奔的车差点撞上一个受伤倒地的老人。在急刹中,他们的车堪堪停在老人前方。但在陆续围拢来的牧民、警察眼中,他们是无可争议的肇事者。这位老人很快因为受伤过重死在了医院里,当局认为他们必须为这起事故负责。而且,在冷战时期这个靠近俄罗斯边界的地方,他们的车上放着的好几架摄影机、望远镜、无液气压计、棱镜式罗盘,以及好几幅大比例尺的地图,让他们看起来很像是间谍。

      因为这件意外,他们几乎被截停在土耳其,后半旅程随时可能泡汤。后来几经波折,他们终于被当局无罪开释,原因听起来却不无可笑:因为他们的举止表现显得“有风度”,而这种风度在当局看来是值得信任的。况且,毕竟只是一个游牧民。

前行:荒凉,无尽的荒凉

      英国驻伊朗总领事馆的庭院伫立在路边,杂草丛生,显得非常冷清。在使馆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幅大比例尺的中亚地图,上面用各种彩色铅笔密密麻麻涂着许多神秘难解的记号,标示着帝国版图势力的争夺与变动。

      风尘仆仆抵达德黑兰的纽比和修·卡勒斯,对着这幅地图相互叹息:“一场伟大的游戏!”在1956年,大英帝国其实已经崩溃,但在伊朗和阿富汗一些地区仍有微弱的遗存。集聚在英使馆里的所有人似乎仍然相信英国人迟早有一天会卷土重来,在充满憧憬的热烈讨论中,只有卡勒斯不无懊恼地告诉他们:英国人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然而,不管是帝国势力的进入,还是帝国势力的撤退,这片土地并没有太大变化,仍然保持着亘古的荒凉。漂浮在空中的一朵朵白云,间隔准确、均匀,仿佛被大炮发射上去似的。白晃晃的太阳光剑在这片稀疏的土地上肆意乱刺,所有事物都变得闪闪发光。相比阿富汗后来纷乱的圣战者、塔利班和基地组织。那时候他们面临的困难主要是自然的贫瘠。

      在车轮的滚动中,道路越走越荒凉。河流时而变小、时而消失,时而又扩展成湖泊,宛如一大碗绿油油的果冻。有时候,为了躲避飙风,纽比和卡勒斯会躲在干涸的河床上过夜,第二天醒来,发现自己被埋在砂砾下,活像两个死在荒野里的探矿员。在荒凉的路边汽车修理店,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店老板找来盲眼的妖艳的男孩娱乐。在黑暗的柜子里,老板向两位来自英国的文明人演示着爱抚男孩,并发出粗野而诡异的声响,似乎把整个世界抽空、扭曲成看不清的形状。

      在间隔越来越远的小镇,新兴的帝国美国曾经为居民们修建了一些大水坝,但绝大多数都是失败的工程。水坝的建成使得下游的土地全变成了盐地,无法种植。只有在建造期间,大量人员的聚集给了这里兴奋剂一样短暂的活力,电灯亮起来了,街上的小馆子和旅舍一度兴旺,但随着水坝的建成和人员的撤离,城镇又开始迅速奄息下去,并变得更死寂。电灯的出现,似乎一个虚假的梦。

      在地区的这种半枯萎状态下,一切人文的东西在自然的酷力之下,变得过分脆弱、易蚀。在赫拉特市(Herat),15世纪帖木儿的儿子鲁克王曾建立兴旺的王朝,他的妻子在这里兴建了宏伟的塔楼。从塔尖到地基,全部由蓝色瓷砖砌成,如今,只剩的一点残存很快也要飞灰湮灭。在城中的十字路口,警察站在木板搭成高台上吹着哨子,像球赛的裁判员一样指挥着疏疏落落的交通。在大部分没车子的时候,他有足够的时间沉浸在自己的影子里发呆或者瞌睡。他脚下的台子十分坚实,经得起画得五彩斑斓的公共汽车和时不时在街上流窜的大象冲撞。在越来越深的荒凉风景中,这种冲撞也是生命力的一种。

进山:穿越努尔斯坦

      努尔斯坦,是阿富汗东北部的一个多山地区,高山耸立、地理隔绝。1910年英国陆军上校汤玛士在他的著作《印度之门》中曾提到此地:“谁能揭开这个边远国度的神秘面纱呢?对探险家而言,这个有人居住的地区比南极和北极还要深不可测。”

      要进入努尔斯坦,飞机和汽车毫无用处,惟一的办法就是步行。此外,阿富汗政府也不愿旅客进入该地区,因为担心当地居民面对外国人会做出“难以预测”的反应和举动。另一方面,他们也怀疑会有外国特务冒充游客,试图进入该地区制造麻烦。

      由于卡勒斯曾经的外交关系,他们抛下汽车得以进山。耸立在两岸的峭壁,如同一座陵墓的入口。随着在山的褶皱里不断徐行、攀升,人迹变得越来越稀,强盗也开始出没。他们曾在路上发现一名被强盗洗劫过的旅客,整个人伏在一颗大圆石的阴影里,头颅被砸成了肉酱。一只巨大的秃鹰在上空盘旋,等待攫取这具尸体。纽比只能搬来一块大石板盖在头颅上,然后继续前行。在严酷的环境里,他们不得不让自己的心肠变得越来越冷硬。

      在大部分时间,他们只能在山间睡觉。夜里,狂风把石头吹得四落,像炮弹一样在山间冲撞,一旦被砸中,随时可能送命。直到气温变低,石头慢慢被冻结,才稍为安歇,但尖啸的风声,仍像贝壳一样扣在你的耳朵上。几天下来,整支队伍要么脚受伤,要么头痛拉肚子,疲惫不堪。不少马夫死活不愿进入努尔斯坦,他们的理由非常充分:道路太过险峻,地方太过荒凉,人和马都找不到吃的;努尔斯坦的居民是信奉偶像的异教徒,会谋财害命等等。为此,卡勒斯不得不杜撰出一个乌拜杜拉·汗将军来摆平他们。这位将军在阿富汗政府任要职,权势喧天,而且恰恰是努尔斯坦人,脾气暴躁,最恨别人说努尔斯坦坏话。

      为了攀登兴都库什山,纽比和卡勒斯这两个登山菜鸟在高海拔雪线上,从一个山脊换到另一个山脊,在冰川、碎石的路上来回跌宕盘桓,一旦决定错误,就必死无疑。高山稀薄的空气也让他们的脾气变得易怒。有时候,他们相互争吵,既疲乏又脆弱,像罹患忧郁症的老人,不想再面对新的困难。有时候,他们在雪暴中差点放声大哭。这其间究竟有多么痛苦,我们都只能凭空想象。

      有一次,纽比为了寻回遗落的登山绳,曾独自返回山上。“我是疯了。我单独往山中走去,途中经过那个高原湖泊。它仿佛向我招手,邀请我蹲下来喝口水,洗个澡,然后淹死在它的怀抱中。”这种时候,异国的生活方式让他们感到厌恶。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渴望穿干净的衣服,渴望摆脱言不由衷的当地居民,渴望洗个热水澡,再好好喝上一杯酒。

      当他们历经艰辛,终于穿过努尔斯坦,攀登兴都库什山并没有像他们想的那样引起轰动,或者因此得到了著名的奖金。但在返程的路上,他们忽然明白了自己的坚持:“知道吗?一路走下山来,我只觉得心中舒畅极了。我感觉,今后不会有任何事情值得我们忧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