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家杂志

苏珊·桑塔格:跟真实事物在一起(2015年7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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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美国文学家、艺术评论家。著作有《反对阐释》、《激进意志的风格》、《论摄影》等。除小说创作,还创作了大量评论性作品,涉及对时代以及文化的批评,包括摄影、艺术、文学等,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此外,她也是一位反战人士及女权主义者。

      

      

      

       “我太躁动了,而且我也不想平息这种躁动。相反,我还想更躁动、更活跃、更多变。”桑塔格很难忍受独处,她身上似乎有一种漫游癖,随时准备动身。在桑塔格那里,旅行是通往思想的渠道,并不最终显现,因此当她记录旅迹时,就成了某种悬浮其上的思想草图。

       对一个热衷于旅行的作家,他的旅行通常是进入作家思想的一种有效方式。然而,对桑塔格,我们可以试着颠倒一下视角,通过她的思想构建她的旅行。回溯桑塔格的旅行,亦或追踪她的思想,我们都不难发现桑塔格身上两种鲜明的现代感受力:犹太人的道德严肃性和同性恋的唯美主义及反讽精神。正是它们构成了桑塔格独特的文学空间,也构成了她旅行中的内部精神空间。

越南之旅:道德童话构成的平面世界

       1968年初,北越西贡、顺化等64个城市正遭受美军支持下的大面积轰炸。美国国内四处弥漫着来自越南的灾难新闻。同年4月,桑塔格因反越战受邀前往越南。在那时,美国人去越南主要组团前往,3、4个行前不认识的人被凑在一起。桑塔格与记者安德鲁•科普开恩德和数学家罗伯特•格林布拉特被组成了一个旅行团。

       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旅程中,这种临时凑合又不能分离的三人组合无疑让桑塔格感到了不少压力和烦扰,在她的生活里这是陌生、未曾遭遇过的情境。桑塔格素有“铁娘子”之称,性格不乏专横、独断、权威,正如她自己所说,“我既是小人国,又是大人国的格利佛。他们对我来说太强,我对他们也太强。” 因此在这种突然降临的情境中,要学会与两个陌生人友好而明智地相处,毫不松懈地保持并非完全自愿的亲密状态,对桑塔格确实是一种不小的锻炼。

       和今天更大规模的旅行团不同,那时去社会主义国家的旅行团体有着浓烈的政治色彩,通常被称为“代表团”,桑塔格的3人小团也是如此。当然他们会抗议:我们只代表自己,并不代表国家的任何他人,但面带微笑的主人依然会称他们为“代表团”。不论他们走到哪里,沿途几乎只能见到各种各样组织的代表。“代表们带着旅行者去博物馆、模范幼儿园,某位著名作家或诗人的故里;工厂和公社的负责人欢迎旅行者,用茶水招待,提供虚假数据;一顿接一顿地享用盛宴。”而旅行者们忙于应付紧张的行程,只能在相互之间交流,间或接触到有限的当地人,也像角色扮演。

       桑塔格一行不停地被赐予鲜花、礼物、赞美辞令,但她发现,几乎每人说话的风格都一样,内容也一样。这些套话又因为好客的礼节,不停在各种各样场合一遍遍的重复。在这样的国家旅行,旅行者一方面可以很任性,任何日程上没有安排的远足和娱乐,只要提出,组织者就能像变戏法似的变出需要的票子、导游和豪华汽车。但与此同时,旅行者又会觉得一切都在隔鞋瘙痒,桑塔格自觉到了越南却不能比置身万里之外时了解得更多。

       她希望能找到一个不谨小慎微的人,聊聊“个人”或“私人”的感觉。但这里的一切似乎都经过了仔细斟酌、克制,而且等级森严。每个人都极为礼貌,却又不冷不热。每个人和她聊的都属于同一个词汇表:战斗、轰炸、朋友、侵略者、帝国主义者、胜利、同志。

       在这里,桑塔格遭遇了一个“未接触过的心理世界”,即被降为孩子的状态:“被安排好,被带到这里那里,有人向你解释,为你担忧,对你呵护有加,让你身处监管之下……他们是我们的保姆、老师。”整个旅途中,桑塔格一行反倒是生动的外来景观,总吸引着各种各样的当地人前来观看。这是旅行中少数几个能让桑塔格感到愉快的地方,至少以这样的方式,她还能为当地提供一点“娱乐”。

       然而,无法理解始终是一种煎熬。桑塔格发现,在来河内前,通过自己的想象与之相连的那个越南——作为一个经受苦难、具有英雄主义的“弱者”形象——被证明是不现实的。她发现自己作为一个美国人没办法将越南交织到自己的意识里。在这个正在旅行的“由道德童话构成的平面世界”里,桑塔格更渴望的是她所生活的立体、有质感的成人世界。

中国之旅:从朝圣到反思

       1973年1月,桑塔格来到中国,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越南没找到的那个“不谨小慎微,能聊聊个人感觉”的人,她在中国遇到了。那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转向尾声,有个女翻译,“她是个可爱又惊恐的中年女性,在文革中失去了丈夫。”,一直陪着桑塔格,关系友好。

       这位女翻译住在桑塔格宾馆的地下室里,房间小得像壁橱。她带着惊惶向桑塔格暗示那时的中国就像奥威尔笔下的《1984》。当时,《1984》作为一本确定无疑的“反动寓言”在内部发行,但后来以秘密渠道流进了大学,成了中国一代人的政治启蒙书。而对早已熟知奥威尔作品的桑塔格而言,这个来自“个人的”感受是发生在她脚下的一次微型但深远的地震。

       文革曾在中国人身上引起的不无幻灭的感受,某种程度上在桑塔格身上也发生了一次。桑塔格的父母早年在中国北方做皮货生意,5岁那年,她父亲因感染患肺结核逝世,安葬在中国。在上一年级时,桑塔格甚至自称出生在中国。中国一直是她梦想的一个旅行地。在出发来中国前,桑塔格带着浪漫的情怀写了一篇小说,叫《中国旅行计划》。在其中,她写道:“我虽然出生在纽约,成长在美国的其他什么地方,可生命却是在中国孕育的。”

       但这次中国之旅把桑塔格从朝圣带到了反思,她发现,1970年代早期,去中国旅行的人虽然越来越多,但旅行者描写的简直一模一样:杭州附近同一家产茶公社、上海同一家自行车厂,北京同一个“里弄居委会”——尽管这么雷同,许多人还是热情不减地往那儿跑,写的书几乎千篇一律。大多数游客对自己参观的这个国家(他们常常连地图都没看过)一无所知。

       “遮遮掩掩,神神秘秘,接待外国游客时有严格的程序,每一步都精心设计,同时千方百计地讨好他们,返程时还赠送精美的小装饰物和书籍,让他们带到外面的世界去。就像以最现代的方式到任何遥远的地方去旅行冒险一样,旅行者到爆发革命的地方旅行时体会不到危险,也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

       事后,回想这趟旅程,桑塔格坦言:在越南之后,再到中国旅行,她已经无法再进行“西方遇到东方”的感受力旅行了。“我当然希望再次去中国,但我不想仅仅作为一个旅游者去中国,那对我来说是不道德的。” 她所说的道德,绝不是我们语境内的道德楷模,而是某种公共空间内对人的尊严与平等的呼吁。

摄影和旅行的结盟:怀旧与捕食

       桑塔格不是摄影师,但她深知摄影的效用,正是借助大量肖像照的传播,桑塔格得以被成功塑造成一个有力量且富于斗争性的女性形象。1977年,桑塔格发表了《论摄影》,延伸了她在《反对阐释》中的观点:去阐释,就是去使世界贫瘠,使世界枯竭——为的是另建一个“意义”的影子世界。在桑塔格看来,摄影就是把想拥有新经验的迫切性转化为想拍照的迫切性,收集照片如同收集世界,它“使我们产生了可以把整个世界装入脑中的感觉——其实储存进去的只是一本相簿”。

       摄影受到诸如重要、如画、美丽之类的概念影响,从诞生起就与旅行紧密相连,并肩发展。去旅行不带相机,正在变得越来越不自然。在游客看来,照片便捷地提供了他们真正到过那里并且很“开心”的证据。照片确认事件,也把重要性赋予事件,使事件可记忆。借此,工业社会使人们患上摄影瘾。大家都乐此不疲。但在桑塔格看来,需要用照片来确认现实和强化经验是一种最难以抗拒的精神污染形式,它只是渴求对表面的探索,把拥有一次经验等同于给这次经验拍摄一张照片。

       “拍照是核实经验的一种方式,也是拒绝经验的一种方式——也即仅仅把经验局限于寻找适合拍摄的对象,把经验转化为一个影像、一个纪念品。旅行变成累积照片的一种战略。这就确定了经验的样式:停下来,拍张照,然后继续走。”在那个年代,柯达公司甚至在很多城镇的入口处竖起招牌,指示游客应在哪些景点停下来拍照,该拍摄什么。

       “相机在美化世界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是如此成功,使得照片而非世界变成了美的事物的标准。”相机开始复制世界的时候,也正是人类的风景开始以令人眩晕的速度发生变化之际。所以,桑塔格说摄影是一门挽歌艺术,大部分目的是为了推广怀旧的行为,越是被剥夺了过去的人,越会是热情的拍照者。

       摄影在把世界素材化、库存化、景观化的同时,还是一种诱捕装置。桑塔格在一次访谈中说自己不管多么熟悉摄影,但在镜头前仍会显得慌张,不知所措。因为相机的每一次使用,都包含一种侵略性。“相机跟汽车一样,是作为捕食者的武器来出售的——尽可能地自动,随时猛扑过去。”

       桑塔格眼中,构成摄影与旅游结盟的核心,正是摄影与生俱来的这种“捕食性”。“这在美国比在任何地方都更早地显露。十九世纪末抵达的、热忱的想要捕捉印第安人生活的‘好照片’的一大批游客是先驱。这些游客侵犯印第安人的隐私,拍摄神圣的物件和受尊崇的舞蹈和场所,必要时甚至付钱给印第安人,让他们摆姿势,让他们修改他们的仪式,以提供更适合拍照的素材。但是,随着大批游客涌至而改变的土著仪式,与城市贫民窟一桩在有人来拍摄之后或纠正的丑闻,两者之间并无差别。”

       难道你想象不出一种旅行,不是为了积累快乐而是为了让快乐更稀少?在这个疑问中,最终“相机通过培养为观看而观看这一理念而改变观看本身”,它并不帮助发现,而是帮助遮蔽。在小说《没有向导的旅行》中,桑塔格最后写道:谢谢,不要纪念品。咱们还是跟真实事物在一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