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之国”的希望与忧虑(2015年4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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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可不适合陌生人。”

       罗伟林 (Larry Rohter):现居美国。曾驻巴西14年,先任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驻里约热内卢记者;后任《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驻里约热内卢分社社长,是一位世界公认的巴西通。现任《纽约时报》文化记者,同时为巴西媒体撰写时事评论。

      

      

       二战期间,曾流亡巴西的茨威格,认为巴西是充满希望的“未来之国”。这个判断在《巴西:未来之国》一书印刷后迅速被巴西人接受,然而时至今日,巴西人突然发现这成了对巴西的一种诅咒,将巴西禁锢在“明日复明日”的未来期望和眼前的自卑中。

       事实上,在图书出版时,罗曼•罗兰给茨威格的信中就写道:“我没有看见您扎根在巴西这块土地。现在落地生根,太迟了,没有根的人,就成了幽灵。”时隔70年,美国《新闻周刊》记者罗伟林通过自己在巴西长达14年的行旅生涯,对茨威格作为巴西文化诠释权威的幽灵身份进行了系统的厘清。罗伟林时常借用波萨诺瓦领袖人物卡洛斯•乔宾的话告诫自己:“巴西可不适合陌生人。”正因如此,在罗伟林的巴西行旅中看不到属于猎奇游客们的巴西:在桑巴舞、狂欢节、海滩美女的热辣泳装包裹下的感官国度,而是一个能抽丝剥茧,窥见社会肌理和文化血脉的新巴西,它不再只是伟大的希望,也是一个巨大的忧虑。

沙滩文化、狂欢节:热带生活方式X感官想象

       在游客的口口相传中,巴西是个举世闻名的放纵刺激的国度。热带气候把人们引向室外生活,在海滩上或是狂欢节的街头,热辣的赤身裸体很常见。这给到这里的游客创造了放浪的想象:他们到沙滩去验证充满“异国情调”的照片,并四处打探脱衣舞俱乐部,误以为整个巴西都是如此放荡不堪。在巴西,有一则笑话问:是谁把“胸罩”(Bra)塞到了“巴西”(Brasil)里?在巴西和游客间,这真是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但在旅游经济不断翻滚的今天,它却越来越趋向一种景观的“合谋”,成为猎奇游客们需求的一种商业产品。

       留在这副带着油彩的巴西面孔上的部分真实,是每个刚到巴西的游客能感受到的。巴西有长达5000英里的海岸线,2亿人口中超过3/4住在距海岸不足100英里处,在沙滩上过周末对当地人而言就像吃饭那样自然。因此,为了更好地在沙滩上展示身体,整容医院、瑜伽课堂和健身中心等帮助身体塑形的场所会随着天气变暖日趋火爆,报纸上也会长篇累牍地探讨哪种颜色的比基尼更时尚?用沙滩垫还是沙滩毯?男士的胸毛是留还是剃等问题。

       然而,在罗伟林的巴西旅居生活中,深刻、真实的巴西远不止浮华和香艳。沙滩作为巴西公共空间里公共性最强的地方,除了性感撩人,还是个绝佳的社会观察面:情人在这里求婚,政治家来这里竞选,商家打广告,音乐家和喜剧演员在这里表演,而背后存在着明显的阶级、种族、年龄、性取向等诸方面的差异,乃至地域歧视。

       伊帕内玛海滩和科帕卡瓦纳海滩是里约59处海滩中最有名和精华的两处。虽然巴西宪法宣布所有海滩均属公地,但罗伟林发现这两大海滩以12个救生站为界线,被非正式地划分了片区,每一片区都有自己的文化,吸引着不同的社会经济“部落”。位于伊帕内玛海滩中心的9号救生站,曾是少数几个允许嬉皮士聚会而不用担心被警察骚扰的地方之一。如今,这里吸引了大批的社会名流、左翼知识分子和其他放荡不羁的文化人。相反,位于东端的7号救生站则是主流社会外的边缘人的地盘,大多是郊区工人阶级出身的黑人,他们来这儿一次需要乘坐3个小时的公交车。这种以阶层为依据的隔离是人们自我强加的。工人阶级的穷人只有廉价草席,他们涂抹廉价的防晒液,而海滩精英们嘲笑和鄙视两种游客,一种是肤色苍白的观光客,另一种是皮肤黝黑的土生里约人,他们借助各种乳液为自己打造出金棕色实现区分。当然,不同人群也会配套使用相应的沙滩,比如水质污染、岩石较多、涛浪过大,或者海蜇成灾的沙滩会留给下层阶级,而拉莫斯海滩属于里约贫民窟里最穷的人——它是排泄物和细菌含量最高的。

       罗伟林热爱海滩观察,也因为在巴西,海滩是社会的实验室,社会变迁的不少尝试在这里被公开和认可。里约虽有放浪之都的名声,早先在海滩上却是禁止女性袒胸露乳的。在1990年代,一名在沙滩上露乳的女推销员面对荷枪实弹的20人警队时,因拒绝穿好上衣遭受了啤酒泼身的羞辱,并引发沙滩上袒胸露乳的女性风潮,最终迫使里约市市长签署政令,允许女性在海滩上露乳。法国人创造了“生之欢愉”(joie de vivre)的短语,却在巴西得到了绝佳表现。巴西的沙滩文化和狂欢节是“生之欢愉”的出口,但不单纯是猎奇游客们眼中的感官刺激,而是巴西人在自己的历史中累积起的热带生活方式。

亚马孙雨林:丛林里的民族主义X原始审美

       巴西大部分人口都聚居在南部沿海城市,即使对巴西人而言,亚马孙地区也是遥远又陌生,相比游客,极少有巴西人真正探访过那里。在一次探访里奥内格罗河上游沿岸的印第安人村落途中,罗伟林乘坐的摩托艇没油了。在接下来的3个小时,他拿着划桨在死一般的静寂丛林中划行,耳边只有五彩巨嘴鸟呱呱的呜叫、猴子尖锐的嘶鸣和丛林中不知名动物的窸窣响动。

       在亚马孙区域进行了多达50余次的旅行和采访后,这片雨林在罗伟林眼中从河流花木、虫鱼鸟兽的布景换成了一种庞杂的社会景观。与游客的原始审美不同,巴西人更多地把亚马孙雨林看做一座有待开发的资源富矿。1978年,罗伟林第一次探访亚马孙时,适值政府开发亚马孙的高潮,当时,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无人之地给无地之人”。之后,随着跨亚马孙公路的逐段修建,伐木工、农场主、投机者蜂拥而至,他们与来自东北部贫困州的农民签订劳动合同,并将其转运到密林深处远离通讯的劳动场地。一旦到了那里,农民们会发现自己不仅拿不到事先承诺的工资,还要支付昂贵的食宿和劳动工具费用,并很快因此负债累累,除非付清债款,否则无法离开,形同奴隶。2001年,罗伟林游览托坎廷斯河和欣古河之间的地区时,就遇到一名名叫达席尔瓦的奴隶,12年来,他们从来没有给过他钱,因为工场主们总是说他还欠他们的。而这片原先只是丛林的地方,如今,畜牧场、大豆种植园、木材厂、钢铁厂、水利工程、矿场、油气田等已经星罗棋布。

       在过去40年里,他们砍伐树木、放火焚烧森林、污染河流、杀戮野生动物,整个亚马孙有1/5的面积惨遭焚烧、砍伐或彻底毁坏。然而,气候的变化危机使亚马孙成了一个溢出巴西各方诉求的利益战场。科学家无法预计何时温室气体会高到足以让亚马孙地区不再是个功能正常的、有效的生态系统,他们达成共识:巴西人破坏森林的速度太快,如果不大幅减少森林砍伐的话,在一二十年之内气候的恶化就不可逆转了。为此,政府领导人和科学家发表声明,环保组织开展国际宣传活动,试图将亚马孙雨林生态系统纳入更健康合理的保护性开发。

       几个世纪以来,巴西取之不竭、耗之不尽的自然资源,引来了一波又一波欧洲人的觊觎和占有。“亚马孙是我们自己的”被灌输到巴西人的头脑,并在生活中反复被强化,巴西一直认为亚马孙是它的“家事”,与他人无涉。因此这些环境诉求激起了巴西人的猜疑,国际上流露出对亚马孙的兴趣或投资成了某种证据,一些民族主义组织以及由农场主、伐木场主、矿主和建筑公司等组成的商业利益集团借机散布宣传册,声称外来者企图染指亚马孙。

       尽管巴西国内也有活跃的环境保护运动,像绿色和平组织和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等国际环保组织的巴西分支机构努力推动可持续发展,但正破坏亚马孙的土地投机者、木材商、农场主和矿主却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质疑环保主义者的信誉和爱国精神,这种手法古老而又熟悉。在一份巴西的军事情报报告中,环境和土著人问题被当成了一种步调一致的国际攻击的借口,诸如绿色和平组织、保护国际都是美国等“霸权国家”操纵的工具,“其目的就是维持和扩大他们的主导权”。

       和游客所见的丛林不一样,穿梭于民族主义者、环境保护者、各类开发商、工人和土著之间,罗伟林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丛林社会。

未来之国:祝愿X诅咒

       “未来之国”,让巴西人在国外旅行时,常因习惯用最高级形容词来形容自己的国家而受到揶揄嘲弄。巴西传奇总统在回忆录中说,这是因为我们“情不自禁”。他认为,巴西不论从面积和人口都是世界上第五大国,是拉丁美洲最大的经济体。巴西是世界第一大糖、柳橙和咖啡生产国,也是世界前十大的飞机与汽车制造国。2009年,卢拉政府更是把“巴西,第五世界大国”作为口号,以振国民信心。在国际奥委会授予巴西2016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时,总统卢拉表示“这是值得庆祝的一天,因为巴西已走出二流国家队伍,步入一流国家行列。世界最终承认,这是巴西的出头之日”。要理解卢拉何以有此强烈的反应,就必须回到茨威格关于巴西是“未来之国”的这句预言。

       “未来之国”对巴西是个伟大的希望,然而同样积累着巨大的忧虑。罗伟林认为,对巴西人而言那是一种难以完成的未来使命。拿足球而言,巴西的天才球员持续涌现,但职业足球不仅腐败,而且混乱不堪,优秀球员大量外流。罗伟林还认为在足球文化中,有着巴西人日常生活里的一个基本特点——“jeitinho”(小窍门儿),描述能够绕开那些阻碍你实现某种目标的法律和社会惯例所需的技巧,这促成了巴西社会迂回解决问题的非正式机制。其两个近义词都源于足球界,一个是driblando,意指假动作带球;另一个是jogo de cintura,字面意思是“腰部戏法”,指球员假装向一个方向传球,却变到了另一个方向。

       不少这些“窍门儿”处于道德的灰色区域,依章办事一定程度上会被认为是傻帽。表现在旅行上,想在就餐高峰在一家时尚餐厅吃饭,想让领班为你安排一张桌子,向他手里塞点钱或许就能如愿。比如有服务员结账时会偷偷加上一笔未消费的开销,即使被发现也并不以此为意。这种蔑视规条的倾向充斥着巴西的日常生活,每个在路上开车的司机都觉得自己是惟一有车的人,肆无忌惮。在银行、剧院、车站或商店,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比别人更重要或更着急而不愿排队。作为喜欢临时抱佛脚、期望最后一刻奇迹乍现的国度,巴西争取伟大的道路常常是倡举不少,但不是考虑不周,就是执行不力。在总统卡多索看来,这是一种特别的失败:被吊足胃口,却悲剧性地未能达成期望。这正是巴西一向擅长的那种失败。

       为此,不少巴西人对这句预言一直气愤不平,正如巴西作家阿尔贝•托迪内斯干脆将之看成一种“耻辱的预言”。罗伟林在巴西的旅居生涯,“未来之国”既是一个理解巴西的角度,也是一种需要与之抗辩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