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索鲁:借旅行归家(2013年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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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索鲁(Paul Theroux,1941-),美国小说家和旅行作家,著作多达近50种。其小说作品如《映象宫殿》曾获得英国惠特布雷德文学奖,《蚊子海岸》被《约克郡邮报》选为1981年年度小说,并被改编成电影。在小说之外,保罗•索鲁还创作了一大批旅行文学作品,如《赫丘力士之柱》、《老巴塔哥尼亚快车》、《到英国的理由》等,也曾获得包括库克旅行文学奖在内的多种荣耀。

他在大学毕业后(22岁)即开始投身旅行工作,从马拉维、乌干达等非洲国家到游走西亚、印度、新加坡、中国等亚洲地域,从波士顿一路南下,穿越南北美洲,从地中海环行再到太平洋之旅,不仅区域跨度大,文化异质性也高,可以说他的文学创作全都根源于他的旅程。然而,在保罗•索鲁自己的眼里,这些旅行体验远不止成就了其文学作品,更是一种直接的人生救赎。

       “我先是一个局外人,而后才成为旅人;先是旅人,而后才成为作家。”旅行贯穿了保罗•索鲁的一生,并成为其外在生命和内在生命的通道,也正是借由这条通道,保罗•索鲁完成了其局外人、写作者和归家者的三重身份转换,所以,在他后来写的《旅行上瘾者》中,他坦承“与其说自己是名作家,不如说是个旅人”。

身份1:局外人,旅行介入世界

       每个读过保罗•索鲁旅行作品的人,都能注意到他作品中那鲜明的挖苦方式和嘲讽口吻。似乎他走过的每一个地方都糟透了,他一边走在旅途中,一边充满了嫌恶,并尖刻地攻击那些到过的国家,以至于“他写完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没有人再喜欢他了”。他写《骑乘铁公鸡》说了一通中国,又在《九龙塘》中揶揄了一把香港,到《到英国的理由》中对英国人虚伪自私的刻画也可谓入木三分,至于其环地中海的游记《赫丘力士之柱》,开头还不到20页就已经把整个地中海国家都骂了一通,伊朗则更是被描述成落后的蛮荒之地和和西方世界的展示橱窗。

       由此,很多读者都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既然你这么讨厌那里,干嘛还要去呢,难道有谁拿刀抵住你的脖子强押着你去旅行吗?而对保罗•索鲁而言,之所以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其实是一种更为重要的自我斗争。“我总感觉自己是个十足的边缘人,总想找个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而这种证明自我的方法之一就是冒犯。这种冒犯首先是对全球化的一种愤怒,对潮水般涌向世界各地的士兵、观光客和开发商,用一种看似新颖实则无趣的生活方式腐蚀全球的不满,对流于雷同和无谓的陷阱的巨大恐惧。

       “经历了电子技术革命,我所看到的不是进步,而是华丽的妄想,创造了知识的假象,事实上却极度愚昧无知。”人们自大地认为可以借由技术很快地接近每一个人,到达每个地方,但从中人们得到的只是讯息,只是一个档案管理员的角色。而保罗•索鲁是要做一个历史撰写者去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要在旅行中反复打量并反省旅行自身,这是他实现自我存在的必经之途。而在这途中,他除了选择冒犯,还需要为冒犯辩护的孤独。

       “旅行本就是孤独的事业:观察,检视,评估,你必须独处而不受干扰。旁人会引你误入歧途。他们将自己的意见塞入你蔓杂纷乱的印象中;亲切的友伴使你的视野模糊,无聊人士则以没头没脑的话破坏平静。”为了保持孤独,他放逐了自己,在二十岁到三十岁这十年间,保罗•索鲁几乎完全处于失联的状态,没有电话,不看电视。他钟爱独木舟这种私密的个人化的旅行方式,德国的Klepper和加拿大的Feethercraft两个厂牌的独木舟,因为重量轻,组装后长度不到五公尺,一直是他的最爱。在非洲和亚洲他为没法乘小船旅行而若有所失,而在别的地方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出太阳,他都带着它们,或乘或划,行遍太平洋近50多个岛屿。

       或者说,他不仅认同了别人给他的异乡人角色,也通过这种角色来对抗那无数的档案管理员。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当个异乡人,在孤独中寻求明澈,留心当地的历史、考察当地的政治经济,并努力学习当地语言,包括英语、西班牙文、法文、意大利文以及一两种非洲土语在内。正因如此,尽管他的书中那些嘲讽让人不快,却也难掩其中某些深刻的洞见。“旅行是一场自我放逐”,而这些作品就是他作为局外人的自我发声。

身份2:写作者,旅游书的价值重建

       起初,保罗•索鲁其实很反感旅游书,因为在大众旅游的时代,每个人都去看那些同样的东西,而旅游书里写的也都千篇一律,那些书中的素材总不脱金字塔、泰姬陵和梵蒂冈之类,要不就是这儿的名画,或是那儿的马赛克图案等等。他认为它们过于任性自溺,单调乏味,充满了偏见,是“由一个无聊的家伙写给一群无聊的人看的书”。

       但在成为孤独的旅人之后,保罗•索鲁从局外人角色中开始发现自我具备的价值。他开始寻求一种新的写法。纳博科夫曾说,写印度有一种是滔滔不绝地提到当地的舞蹈女郎、猎虎、苦行僧、槟榔和毒蛇这类充满神秘东方魅力的事物。另一种写法是:“入睡前,我把湿漉漉的靴子拿到外头晾干,早晨我发现上头长出了一层厚厚的蓝色森林(指霉菌)”。保罗•索鲁就是要通过更深更广的观察去避开假期、观光和官方宣传手册里半真半假的话,去专注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写出湿漉漉的靴子上的那层霉菌。

       他欣赏普里契特(V•S•Pritchett)在1955年所写的《西班牙性格》,能对后来所发生的佛朗哥之死、君王制的恢复等事件有所预示,他认为“旅游书的价值应该由日后所发生的事件来证实”。而他很清楚这种价值必须来源于独特的方法和视角。所以在他的游记作品中,我们能看到很多具有想象力的旅行路线。他通过火车游中国,通过环岛深入英国,通过乘坐公交车,一路换乘从北美穿越南美,借由独木舟穿行太平洋岛屿,这些无疑都是有效的观察方式。

       而在这些独特的方式之外,保罗•索鲁还格外注重视角。在80年代,《骑乘铁公鸡:搭火车穿越中国》出版后,他常被人评论为“爱唱反调的作家”、“索鲁先生不怎么喜欢中国人”、“爱抱怨的游客重返铁道”以及“性情乖戾的索鲁在新中国的旅游书”,但正是借由这本书,他开始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调性。

       在欧美游客畅谈中国如何西化进步,媒体大肆报道肯德基在天安门广场的分店、新奇的时装秀表演、日本车和美国企业主的中国行程。索鲁关注的却是火车站上展示的死刑犯肖像,他不谈紫禁城,匆匆带过长城,而把关注点集中在与中国人的交谈上。在一个为了速度而驶上逆行车道狂按喇叭的司机身上发现中国的时代象征,在旅游指南赶不上旅游旅馆餐厅开张的速度上,“乍看之下,这个国家似乎创造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但仔细一瞧,它其实变得更加混乱,更复杂。就像大多数经济奇迹一样,它同时也是一场生态浩劫”。

身份3:归家者,突破现代奥德赛的困境

       保罗•索鲁不断重复自己是一个十足的异乡人,而这种无法归家的焦灼也能在他的作品中时有显现。其实,归家主题本是古今中外一个共同的人类母题。在古时候,人们因为饥荒、徭役和战争,而不得不背井离乡,荷马史诗中奥德赛长达十年的归家旅程成了西方漂泊者的一个文化象征。然而,随着工业化时代的来临,这种异乡感变得更加飘渺、复杂,也变得更难应对。

       保罗•索鲁从小生长在一个嘈杂不休、喜欢搬弄是非的大家庭里,有7个孩子挤作一团,家由此变成了一个无所适从的所在,他极其渴望拥有自己的空间,这无疑促成了他后来挥之不去的局外人身份。而为了摆脱这种拘束感,那时他还培养起了一项爱好,就是阅读,书中世界的自由和多元成了他一个避难所,这似乎也是形成他后来写作者身份的最初养料。但那时候,阅读还不是他最大的乐趣,他更热衷于“离开我们家那拥挤不堪的大房子镇日在户外健行”。这种健行不久就发展为野营,之后便是长达几十年的旅行。

       这种旅行起初是一种借由失踪逃离家乡的渴望,保罗•索鲁在学生时代就对漂泊者的题材很感兴趣,一毕业就立即投身旅行,并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不仅远离家乡,还试图完全切断与亲友的联系,这都是一种想要撇清与家乡血脉联系的努力,甚至在 1972年他选择了移居英国,在伦敦住了足足十七年。“我大可收拾行囊返乡而去,只不过返回故乡会让我感觉自己是个失败者。”相对于奥赛罗的艰苦归途,保罗•索鲁走向的是一场更为漫长的自我放逐。

       “观光者并不知道自己曾去过哪里,旅人则不知道自己将去往何处。”借由旅人身份,保罗•索鲁在旅途中娶妻,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生了第一个儿子,小儿子则出生在新加坡,他在旅途中料理这一切,但家乡作为一个标记并未抹灭。“作为一名异乡人,有时我像是在唤起一个梦境,有时则像是处于一种发疯的状态。”

       之后,保罗•索鲁开始重游大量以前走过的地方,他发现在非洲和东南亚,那里的人们从来不会选择背井离乡的飘泊方式来解决这种失家的焦虑。他们对他们的土地有很强的归属感,那似乎是属于祖先的一部分。而在非洲,他多年以后遇到的人仍旧面带笑容和他打招呼,似乎作为他们的朋友,他从未离开,也并未被遗忘。在这段时间中,他们经历了几度丰收、几度暴风雨和一些死亡,但在他们看来,死亡只是人们去了更北方的一个岛屿,而保罗的离开在他们眼中似乎也只是一瞬。

       保罗•索鲁把1985到2000年写的文章集结为《旅行上瘾者》出版,在这本总结性的书里,他似乎在表明旅行是一种瘾,但无疑这种瘾的症状同时也是治疗。重游非洲时,“从非洲传出来的消息都是坏消息,正因为如此,我才想去那里。只不过我不是为了看那儿的惨状、纷争,也不是为了报纸上的屠杀和地震的报道,我只是想要重温身在非洲的愉悦”。这或许正在显示一种健康状态。或许,对保罗•索鲁而言,旅行既助他从失家的恐惧中逃出来,也在帮他寻求另一种面目得以重返家园。事实是,保罗•索鲁现在已经重返美国定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