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家杂志

比尔•波特,嬉皮士与禅的旅行(2012年11月刊)

Sample Image

比尔•波特(1943—),美国当代汉学家和翻译家,曾译过佛学经典《楞伽经》、《菩提达摩禅法》,并把《寒山诗集》、《石屋山居诗集》等中国古典诗歌翻译到美国。

无疑,比尔很喜欢中国,尤其是对中国的禅文化感兴趣。他一次次的旅行也只是想不断靠近一个更真实的中国,“一年中我不是在西雅图的家里,就是在中国”。从寻找隐士之旅、黄河之旅、再到拜访禅宗道场的寻禅之旅,比尔的旅行多少都跟禅有关。在这些旅途中,他写下了《空谷幽兰》、《黄河之旅》及《禅的行囊》等书,或许至今我们仍不好说他是一个禅学家或所谓大师,但恰是这些文字,能让人感受到他作为一个结合了“嬉皮士与禅”之精神的旅行家的成长历程。

寻隐之旅:从文字走向旅途

       比尔•波特说起自己与禅的结缘是偶然的,是在申请奖学金时的一次随性选择。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简单。

       那个年代在美国,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依然是年轻人的生活圣经,鲍勃•迪伦作为摇滚新星也正冉冉升起,被称为“垮掉的一代”在美国延续下来的精神遗产:狂欢、糜烂,种种嬉皮士式的消遣和反抗方式仍在影响着年轻人。而在狂欢生活方式蔓延的同时,禅修作为一个反面平衡也正在成为美国的一种时髦。这也是为什么像金斯堡这样一批人,甚至包括凯鲁亚克本人,都是既带着狂欢性质又兼重于禅修文化的原因。在美国生活和长大的比尔•波特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嬉皮士和禅的影响,而这两者在他以后的旅程中也确有体现,甚至可以说他的旅行正是禅和嬉皮士的结合。

       1972年,他带着仅有的213美元和一张机票来到台湾。先是到了佛光山,后来又搬到海明寺住了两年半。除了为维持生计的英文课,这一段时间他开始学习中文,并对隐士和禅产生兴趣,一边翻译《寒山诗集》,一边践行隐士生活。“天亮之前就起来诵经,夜晚听钟声,一日三餐素食,一个房间,一张床,一顶蚊帐,没有钞票。如果我的腿太痛了,或者对禅垫感到‘深恶痛绝’的时候,我就读书。”

       在台湾近20年的生活,充分激起了他对隐士的一种诗意想象:“在云中,在松下,在尘廛外,靠着月光、芋头和大麻过活,除了山之外,他们所需不多:一些泥土,几把茅草,一块瓜田,数株茶树,一篱菊花,风雨晦瞑之时的片刻小憩。”最终这种近乎天真的想象促使他走上了这条寻找隐士之旅。

       隐士,这几乎是个连中国人自己都快遗忘的人群。1989年,比尔•波特从北京出发,一路西行到大同、西安,后又南下福建厦门,在恒山、五台山、终南山、太姥山等这些中国大山里兜兜转转。为了寻找隐士,车子在山中迷路、遭遇危险的动物和有毒的植物,夜晚举着灯笼循着山路,这几乎可以算是一场冒险。但最难的还是无从头绪。一开始比尔•波特还依赖于自己从书上看到的判断,例如在五台山,他因为在视野里没看到树,就想到没有枯枝,而没有枯枝就没有木柴,没有木柴就不能煮茶,没有茶就没有禅,最终得出了没有禅的地方自然就没有隐士这样的结论,当然也就不得门径。后来他开始意识到书本与现实的差距,逢人便问才最终靠近了这样一个群体。

       如果说一个人选择的角度,就决定了他选择的风景,那么比尔•波特是幸运的,毕竟那时的中国,隐士还是很有价值的一批人。但在寻找隐士的过程中,他最容易遇到的障碍其实恰恰是各种各样的寺庙和禅修中心。在中国,隐士传统不等于寺院传统,甚至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系统,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对仪式的态度。而比尔•波特能够绕开复杂庞大的寺院系统,一方面源于他对隐士的书面执着,另一方面根源于他的嬉皮士精神。正如所有的嬉皮士一样,他痛恨仪式,他在当兵的时候就被教官称为最差劲的士兵。“在我看来,所有的仪式都跟巫术差不了多少”,而这无疑是寻隐之旅能够成功的最大缘由。

寻禅之旅:从唐代走向当下

       比尔•波特一直声称自己活在中国的唐代而非现代,就连他的汉语也都是文言文胜过白话文。而正是这种对唐代的推崇直接触发了他的寻隐之旅,寻隐之旅成了一种虔诚的文化朝圣,这使得他在《空谷幽兰》的记叙中全保持了一种白描,而作为比尔•波特本人作为一个普通旅行者的多元视角被抹灭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次有所遮蔽的旅行。

       在寻隐之旅结束后,比尔•波特又进行了一次黄河之旅,从上海出发,经青岛、临淄、东营、济南,到泰山、曲阜,进河南,过开封、郑州、洛阳、三门峡,又经山西芮城,进陕西,过韩城、黄陵、延安、榆林,又进内蒙古,到呼和浩特,再经宁夏银川,甘肃兰州,最后到青海,经西宁,过青海湖,最后到达了黄河源头——玛多,历时三个月,行程5000多公里路。这次旅程,比尔•波特的自我或许有些打开,但由于行程过于紧张,经常一天要赶两三个景点,多少有些形式大于内容的感觉。

       比尔•波特认为西方的隐士只是为了与社会断然隔离,而中国的隐士是在孤独中习得智慧,是为了入世而出世,这是他来中国寻隐的原因。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正是在这次的寻禅之旅中,比尔•波特从寻禅中找到了自己。在寻隐之旅中,他是隐士的一个影子,而在寻禅之旅中,他还原了自己一具活生生的肉体,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开始留意路边风景,对喜鹊和凿冰垂钓的老人感到不可思议;开始留心餐馆和宾馆的价格和环境,会砍价,会享受,蹭人买上好的铁观音,住宾馆渴望有浴缸可以泡热水澡,身体疲惫了也找人按摩。

       甚至连他身上的嬉皮士精神也更加鲜活了,逃寺院的仪式,听见差点酿成车祸的越野车上的和尚念阿弥陀佛,也不忘调侃“阿弥陀佛,这是中国佛教徒用以应付一切场面的标准用语。大事不妙——没关系:阿弥陀佛。有好消息——别太激动:阿弥陀佛。一切境由心造,如梦幻泡影:阿弥陀佛。五台山也没有例外:阿弥陀佛。” 在按摩的时候,更是想恶作剧者一样揣测按摩女的身世,为什么从遥远的中朝边境小城来到遥远的石家庄谋生。先是设想婚姻失败:她和老公一起来石家庄打工,离婚,于是不愿再回家乡。觉得太烂俗又设想遭逢牢狱之灾。

       此外,最重要的是他还恢复了他在大学学人类学时的视野,真正从唐代走到了中国的当下生存。中国公路、司机、补胎的小铺子都成了他的公路风景:“在中国的路牌上,高速公路对应的英文是‘expressway',而不是‘freeway’,因为一切重要的交通线在这里都是收费的”,“我从不担心汽车抛锚,中国司机自己能解决所有故障”,而在道路两旁,“哪怕是再荒凉的地方,补胎的小铺子也随处可见”。看完云冈石窟之后,竟也对煤矿的井下作业感兴趣,在青瓷窑煤矿160多米深的井底看见中国真是的煤炭工人,全身被煤炭严严实实覆盖着,只有脸上还能看出点摸样,在怜悯之余,也感慨“在云岗,人们过去臣服于看起来像佛祖的石头,而今臣服于能燃烧的石头”。后来更是参与到普通家庭里父女对于职业选择的辩论。而恰恰是这样的旅行才是更为可取的,这正是比尔•波特作为一个旅行家的成长。

寻诗之旅:从文化朝圣走向旅行本身

       在经历了寻隐之旅、寻禅之旅之后,比尔•波特的旅行终于不再纠结于禅,开始谋划了一次寻诗之旅。但不管旅行主题怎么变化,作为旅行家比尔•波特在旅行方面的准备确实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接近一个旅行者本身。

       这次寻诗之旅,他计划要拜访36位诗人,在地图上足足圈画了120个地方,但之前的旅行经历让他有了足够的经验,“他将自己的行程精确到小时,从A到B要花多少时间?在一个地方要呆多久?一天之内要做多少事,看多少东西?每天睡几个小时?吃饭用多长时间?他将每一个小时都精打细算。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甚至打印出每一个目的地地图,精确到街道,因为很多地方当地人都未必找得到”。

       为了不再像寻隐之旅的胡碰瞎撞,不再像黄河之旅那样走马观花,这次比尔•波特的旅行就连怎样选出这36位诗人,也不再完全出于自己纯粹的冲动,而是严密根据路线设计来合理安排。基本都是沿着黄河和长江,“从曲阜出发,看孔子,然后到济南看李清照,再去开封看阮籍的坟墓,然后到洛阳,那里有白居易、韩愈、杜甫的坟墓和纪念馆,再去西安看王维、柳宗元、杜牧,然后坐火车到成都看李白,然后到奉节白帝城,那是杜甫写诗最多的地方,然后在三峡看屈原的故里,然后去武汉看黄鹤楼,在江西看陶渊明,在绍兴看陆游,在金华看艾青,在上海看鲁迅……”。

       加上他对中国的旅行现状也有了一定的了解,懂得人越少的地方,离想要见的人反而越近,“比方说我去曲阜,不会去孔庙,但我会去尼山,那是孔子出生的地方,还会去他被妈妈抛弃的那个山洞,然后去他编辑《诗经》的洙泗书院,我还会去离曲阜差不多20公里的石门山,那是李白和杜甫唯一一次相聚的地方,他们一起在那里呆了三个晚上,喝酒、写诗。我去看李清照,不会去她的纪念馆,我会去青州市她先生的家,她在那里住了十几年,我还会去她的故里,章丘。这些地方大多在荒郊野岭,没有人会去。拜访这些诗人时我需要有自己的经验,如果太吵就不好”。

       总之,尽管对中国文化还有憧憬,还有虔诚,但无论如何,这次寻诗之旅已不再是文化的附属,也不再纠结于文化上的得失,而是让旅行真真切切回到了旅行自身,这才是旅行家的心境,或许也是禅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