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吉尔•巴利:人类学×旅行家(2012年12月刊)

Sample Image

奈吉尔•巴利(Nigel Barley,1947-),牛津大学人类学博士,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在1981-2003年期间,曾担任大英博物馆民族志学组附属人类博物馆馆长。不仅著有十数本不同门类的著作,还负责为Channel 4电视台编写并主持Native Land影集。

在巴利的人生历程中,1977年堪称是奇特的一年。这一年他离开大学讲堂去了喀麦隆做田野调查。在人们的印象和人类学家的报告中,田野调查往往因为回忆蒙上的乐观情绪而被描述成浪漫的历险,因为“如果不掺点民族学回忆的调味润饰,那可叫周遭亲友讶异失望了”。但正如奈吉尔•巴利自己所说,田野经验正是乏味的证书,举凡洗衣服到治疗普通感冒等,都非常繁琐无趣,因为凡是学术研究未免都有些修道院生活的严肃味道。而田野调查中那些有趣的部分,那些充满新奇魅力的部分,其实并不是来源于人类学家,而是来自藏在人类学家背后的旅行者身份。

       庆幸的是,巴利的喀麦隆之行,不仅是一份人类学的工作,更是一次旅行。也正因如此,我们才看到了《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和《重返多瓦悠兰》这两本有趣的书。在这两本书里,全是人类学专论嗤之为“非人类学”、“无关宏旨”、“不重要”的部分,而这些恰恰是巴利作为旅行家最有趣的收获。这次田野调查的旅行,无疑给巴利带来了很多变化。事实上,人们已经很难将奈吉尔.•巴利单纯地定义为“人类学家”,因为他最感兴趣的已不再是枯燥的研究数据,从他后来整个的经历来看,他更像是一个有趣的旅行家,不断将他旅途世界而非研究数据更好地展现出来。

从讲台走向田野:麻烦清单构筑旅行成人礼

       在19-20世纪,非洲成了继南美之后,人类学家向往的又一块热土。异国想象激起人们的猎奇心理,而巴利选择了喀麦隆。出发前,他想象地觉得那里的“行政部门是群不拘礼的家伙,以亲切、通情达理的态度处理小量、必要的行政事务。一个七百万人口的国家必定遵循大英帝国的古风,以简单朴实、一对一方式处理行政”。

       很快,他的乐观被现实击得粉碎,在这趟旅程中,他几乎不厌其繁地记录了这一份麻烦清单。签证时碰上庞大无能的官僚体系,尽管先打电话确认过才带着文件前往,却连大门也进不去,只换回来一句明天再来。第二天虽然获准进了大厅,却被告知负责人外出,不知道何时回来。喀国航班把客人全当成讨厌的捣蛋鬼,“或许她们和俄罗斯旅馆女佣、法国门房受过同样训练,知道她们主要的任务是观察、指挥乘客,维持秩序。最重要的是,她们令出如山”。而海关专爱骚扰和折磨新来者,仅仅因为新来者不懂得细腻的行贿艺术。

       来到喀国之后,巴利又遭遇了一连串的水土不服。任何没有棕黑膝盖的人,一出关就会被各种人盯上:小偷、行李夫、出租车司机和疯狂兜售纪念品的小贩等等。甚至白人圈中还有这样的传说:“入夜后,胖大的非洲女人成群结队在街上抢夺单身男性的皮包,胆敢反抗,就被海扁一顿”。通通这些,代价往往都是大额的财务支出。当地交通原本是12人到20人座的车,但车主永远可以挤上30到50人。如果自己开车,也一定会被事先准备好的当地搭车同伙包围,他们带着大包小包还有自己的老婆小孩,并在车上大吐特吐。而在一家非洲餐厅,“菜单选择只有两种:吃或是不吃。我选择了吃,结果却没吃”。因为上来的菜是一只泡在热水里的牛蹄,而且是一只连毛带皮带蹄的“原生态”牛蹄,吃的时候,根本连皮都咬不破。而这里酒吧的啤酒早在三个星期前就卖完了。恶劣的生活环境,使得巴利几度得病。而这又使他见证了独特的非洲医院景观:在这里,只要一个人生病,全家人都会坚持和他一起住院,做饭、洗漱,给孩子喂奶把尿,完全把医院当成家,毫不介意地以大嗓门操持家务。里面还有各式小贩游走叫卖。医患与服务员当场扭打,互相大啐口水。

       通通这些,让巴利吃足了苦头,所幸一路下来,他变得愈发耐性和执拗,不仅解决了困难,也慢慢学会了把这一切都当成旅行者的见闻而有趣地收藏着,这甚至成了他心情随时换挡的机关。回过头来看,这份麻烦清单,无疑是他旅途开始的一份有效成人礼。

逻辑失效:“我要看他脱下皮肤”

       在非洲旅行或者工作,肤色始终是一大困扰。巴利就曾见过在当地邮局中心,因被刁难而抓狂大喊的澳洲人:“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天杀的肤色。”巴利自己也有过类似遭遇,在探访当地多瓦悠人的时候,就曾因白皮肤吓坏了当地的小孩,甚至有一个女孩哭着说“要看他脱下皮肤”。因为当地人认为长居于此的白人是巫师转世,白皮肤只是他们的掩饰,底下真正的皮肤还是黑色,他们在晚上就寝时,会脱下白皮肤挂在墙上。

       “要看他脱下皮肤”,这本类似于笑话的言语,确实点中了巴利的要害。因为他明显地感觉到了两种文化的差异。他之前学会的文明和逻辑,在这里通通失效了。就连问候语都显得那么不可理解。只能碰到每个人就说:“今日,你的天空可晴朗?”“非常晴朗。你的呢?”“我的天空也非常晴朗。”如果你竟然僭越自己的本分,加上诸如“田里收成如何?”之类多余的话,对方便会立马脸色一沉,表示不能理解。本来为了吃鸡蛋,巴利圈了一个养鸡场,好不容易细心养到它们长大并开始生蛋,助理却把鸡都杀了,因为在他们看来,鸡蛋是恶心的,而母鸡生蛋会流失精力。

       在接下来的田野调查中,诸如这类的困难也反复出现工作上。“谁是庆典的主办人?”“那个头戴豪猪毛的男人。”“我没有看到头戴豪猪毛的人。”“他今天没戴。”或者“假设你有个姐妹,她嫁给了某人,你会称呼他为……”“我没有姐妹。”“我知道。我是说假设你有……”“但是我没有,我只有四个兄弟。”当巴利问道某个仪式,他们总是说不到十个字就会打住。而且只有通过再次提问,才能得到更多信息。但这往往就像是一种引导,并不是正确的田野方法。后来巴利注意到当地人听别人说话,会看着地面,身体不断来回摇晃,每隔个五秒钟就会做出“是的”,“的确如此”和“好的”之类的回应,否则,对方的谈兴便会戛然而止。于是便学着当地人在访谈过程中,时不时以话音打断对方,辅以声响确认自己还在聆听,结果访谈变得顺利多了。

       于是,巴利开始懂得了“脱下皮肤”的重要性,他不仅接受了当地人相信石头可以造雨,相信人会变成豹子,相信变色龙有毒,却保证眼镜蛇完全无害的说法,也认同了他们用“那种树皮用来做染料的树”来称呼植物的方式。甚至他放下自己的文明,拜了当地的一个疗者为师,学着像他们一样搓揉扎布托,借此来判断疾病的元凶是祖灵不高兴、被下了巫术,还是触犯了禁忌,或者接触了受污染的人。

       事实证明,这种努力不仅为他的田野工作取得了很多的便利,也因更加融入当地生活而极大地丰富了他的旅途体验。而在后来记叙这段旅程的书中,“要看他脱下皮肤”已然成了他重要的旅行智慧之一。

返乡困境:田野是个人成长的旅行

       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这对奈吉尔•巴利来说是要复杂和艰难得多的一个方程。很多西方学者专家自诩是先进文明的代言人,往往在当地摧毁传统,并将原住民描述成一种依赖布施的无能者或是愚昧的落伍者。同时,在另一个反向阵营,原住民又被定义成自然、自由的象征,是成功避开了文明病变的健康人群。

       在喀麦隆,巴利曾碰到过许多这样的专家,但这些专家往往是解决了一个问题,然后再制造出两个。其中就有一个德国农业专家,负责在喀国推广棉花种植,因为计划过于成功,农民忽视了粮食种植,结果导致粮食短缺、价格疯涨,全靠着教会的救援计划才成功逃过了这场饥荒。可奇怪的是,对此德国农业专家丝毫也不沮丧,反而认为这证明了棉花种植在当地已经取得了成功。

       而奈吉尔•巴利似乎从一开始就怀有旅行者过客身份的自我警惕,既没有救民于水火的道德感,也不自认为是高高在上的文明传播使者,他知道自己能做的只是观察。他观察他们,同时也成为他们的观察对象。对此,自己“只能期望被当成无害的笨蛋”,最大的价值就是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和取乐的对象。他并不固守自己的原有观念,也不贬低或盲目顺从原住民的文化,他经常挤出时间在丛林里夜行,借此来保持自己的独处,或者去朋友那间有真正桌子、电灯和纸的办公室里静坐,在毫无干扰的情况下进行非常不非洲的抽象思考。

       尽管如此,在这趟旅途结束的时候,巴利还是遭遇了一种人类学旅行者的返乡后遗症。巴利既因为离开喀麦隆伤感,又因为可以回到一个安全、可预期的世界而如释重负。但人类学旅行者就像是爱因斯坦的时光旅行者的反面,“他进入到另一个世界,觉得在那里已经呆了无比漫长的时间,可当他回到家乡,才发现只过了几个月而已”,这导致他变得格格不入,在喀麦隆,显得过于文明,而回到伦敦,他已经变得粗野。

       “诸如种种,都让你以全新的眼光审视自己”,这场审视的结果促使巴利接受了这两种不同的文明立场,但又觉得一个也不必认同。他既怀疑各色专家的添乱,也开始取笑人类学家的无所不知。“我觉得田野工作或其他学术研究,其正当性不在对集体的贡献,而是远为自私的个人成长。”“人类学告诉你人们如何生活,也告诉你做一个人意味着什么,但是它不能告诉你人们应该怎样生活,那需要智慧。”而这种成长和智慧,在巴利看来,远不是知识的成长,而是人生经验的浓缩。而相对知识研究,旅行或许才是更好的道路。事实上,自此以后,奈吉尔•巴利开始到处旅行,并成了一名旅行作家。